【“我亲历了埃及游行,并平安回到北京”】

发布时间:2020-02-14 来源: 短文摘抄 点击:

  因为在“合适”的时间出现在了合适的地方,我无意中体验了一把“战地摄影师”的滋味,并亲眼目睹了开罗游行示威演变成骚乱的全过程。      此次埃及之旅让我更加理解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?卡帕了。因为他曾经说过:“如果你拍得不够好,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。”而我,已经身陷动荡埃及的漩涡中心了。
  上学时,老师和同学总是把罗伯特?卡帕的这句话挂在嘴边,总是对马格南、VII这样国际顶级图片社的签约摄影师顶礼膜拜,羡慕电影《战地摄影师》里面的詹姆斯?纳切威:穿行于战场、瘟疫之中,没有防弹衣和安全帽,只有相机作为自己的武器,用照片改变世界。
  我曾数次梦想着自己也能亲历那样的现场,拍出震撼人心的照片,甚至得到普利策新闻奖……只可惜我生在了和平年代,毕业后做了商业摄影师,相机依然是我的武器,只是拍摄对象都叫做“我的客户”。
  这次埃及之行,终于让我无意中体验了一把“战地摄影师”的滋味。
  
  无意中闯入
  
  2011年1月23日,为了一个商业拍摄,我来到了埃及。
  刚到开罗的头几天还算闲适,因为我就住在尼罗河边,每天看着当地独有的紫色黎明,吃着当地甜到发腻的小点心,在金字塔旁边喝喝茶,在埃及博物馆闲逛,心情轻松自在。25日,我们开始了拍摄工作,那天下午,一个在当地做摄影师的朋友告诉我,在开罗解放广场会有大游行,问我想不想去。当然要去!
  在去解放广场的路上,我就看见很多埃及警察也列队开进广场,他们戴着头盔、手持盾牌,路边还停着黑色的装甲警车。
  我们步行到达解放广场的时候,这里已经集结了很多的游行群众。他们大多是穆斯林,埃及穆斯林每天礼拜五次,游行的人群在解放广场一旁的清真寺做完礼拜后,直接集结在一起。
  解放广场又称塔利尔广场,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一大片开阔地,而是一块不规则的道路交汇地,周围有开罗国家博物馆、埃及民族民主党总部、阿拉伯联盟总部、尼罗河酒店和开罗美国大学等地标性建筑。
  我们几个人先到了埃及最高法院门口,已经有很多人站在高台阶上举着标语喊口号了。警察们站成一排,封上了路口。虽然警察们都拿着盾牌,但是气氛还算平和,人群只是喊口号、挥动国旗和标语,完全没有暴力场面出现。
  突然,我身边的几排人开始跪在地上,一个人开始大声地咏唱,这是他们的礼拜。前一分钟还在喊口号游行的队伍,突然齐刷刷地跪下开始礼拜。开罗的灰尘很厚,他们的头上都是汗,很快,这些人的脑门上就全是泥了。
  我不停地按动快门,拍照片的时候距离警察很近,仿佛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,那种感觉让人背后出汗。虽然这些警察没做出什么举动,但是他们的眼神都充满警惕。看到周围还有很多媒体的摄影师在拍照,我慢慢地没有那么害怕了。
  天色渐渐暗了。一到开罗,我就喜欢上了开罗的夕阳,颜色要比北京的饱和度高。解放广场周边的楼都是黄色的,太阳下去后天空是深蓝色的,再配上广场上黄色的路灯,那画面是一幅经典的配色方案。
  而此时的开罗暮色,却变得不那么温和了。
  
  陌生的恐惧
  
  黄昏将至,并没有缓解解放广场上的剑拔弩张。
  这时,更多的游行人群从四面八方向解放广场涌来,人越来越多,口号声也越来越响,我们不知不觉地随着人群走到了解放广场的中心。
  突然,我看见一群人围了起来,赶紧跑过去看看,原来是有游行者受伤了,一个人满头都是血。因为不懂阿拉伯语,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受伤,只是凭直觉感到矛盾开始升级。我心里有些害怕,时刻提醒要注意保护好自己。
  果不然,事态很快就升级了。
  我爬上广场较高的一个花坛上往远处看,一辆装甲车飞快地冲出人群,车头前边还“挂着”几个人,他们边用手紧紧地抓住装甲车,边喊口号要阻止车前进,看起来很危险,但到现在,我也不知道那几个人到底有没有受伤。
  突然,有类似枪声的动静在不远处响起,然后人群一阵骚乱,白色的烟雾马上在周围弥漫起来。一大群人朝我们这个方向跑来,我们也只能跟着人群跑。催泪瓦斯给眼睛、鼻子、嗓子带来剧痛。
  我边跑边想,万一有人把我撞倒可怎么办!这是在外国,恐惧感更加强烈,我不懂埃及人的习惯、性格、礼仪,万一出了什么问题,要比在自己的国家困难很多。
  直到跑到广场边上的小路后,周围才渐渐安静下来,催泪瓦斯的味道也没有那么浓了,但眼睛还是剧痛,想流眼泪。我浑身发抖,站也站不稳了,拿着相机的手也在不停地发抖,心跳很快。
  
  再入革命广场
  
  镇定一会儿后,我又拍了几张照片,但这些照片都是人群、建筑,没有实质的内容。“还是要到广场里面去,只有到了中心才能看见到底发生了什么!”我在心中暗暗对自己说。这回真地当了一把战地摄影师,也终于体会到了“拍得不够好是因为离得不够近”的真正含义。那时,我更觉得以前听说过的那些战地摄影师是真正的勇士。
  但当催泪弹在身边冒烟,橡皮子弹从耳边飞过的时候,当奔跑的人流向我涌来的时候,那种恐惧感还是前所未有的。因为在那种状况下,就算我们是拿着相机的记者,看着那些警察的制服和手中的武器,只觉得自己是那么软弱和渺小。就算不停地朝远离人群的地方跑,但内心中还是想跑到人群中间去拍摄。
  黄色的灯光把地面照亮,周遭的一切全都是黄色的,呼喊的人群、标语、催泪瓦斯的烟雾、警察的头盔和盾牌,让我想起了看过的纪录片中的画面,它们的气氛都是那么地相似。然后就是流血、呼喊,全部在我脑子里闪过。
  那一瞬间,我甚至有了看摇滚乐演出的感觉――那些激动的人群、肾上腺素达到最高点、完全的忘我状态。但在政治和国家机器面前,这些力量都是软弱的。而在这个广场上,一切都是真的,人会感到疼痛和死亡。
  我特别害怕,我只是一个商业摄影师,到了目的地后发现当地社会风云突变,风光不再美好,风景不再闲适,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乱世景象,这个时候如果换作你会怎么办?你会害怕吗?你会举起手中的相机记录吗?你会记得自己是个商业摄影师还是摄影记者吗?
  不是每个商业摄影师都有亲眼见证历史事件的机会,甚至不是每个生存和平年代的摄影记者都能碰到这样的机会。我只知道我不能回住处,不能离开,不能回到房间后打开电视看着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新闻,我亲眼目睹了这些,而这些照片就是见证,这些场景都是应该被记录下来,并不再重演的。
  看到那些示威者在礼拜开始的时候集体下跪,我长时间地凝视他们抱在胸前的双手: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:开罗城内的其他地方仍在歌舞升平,几条街之外的解放广场上就有人在呼号奔跑。而我一个多月前还在法国恬静安逸的农村拍葡萄酒庄,品味酒在舌尖的 那些细微味道,现在却在地球的另一端拿着相机颤抖,看着人流血,把嗓子喊哑,体味催泪瓦斯给眼睛、鼻子和嗓子带来的刺痛。
  于是,我再次走进了广场。
  我告诉自己不要害怕,尽管天已经渐渐黑下来了,催泪弹爆炸的声音不断,骚乱与奔跑的人群让我眼花缭乱。其实,游行示威的埃及人很欢迎外国摄影师,还把标语给我看让我拍下来,虽然我看不懂上面的文字。身边有的人在哭,有的人表情严肃。
  
  隔一条街便是歌舞升平
  
  这时候,已经有人把埃及大饼送到广场上来给大家吃,还给了我一个。
  又过了一会儿,天彻底黑了下来,示威游行仍在继续。从中午开始,我没有喝水也没有休息过,该回去了。于是,我们一行便决定离开解放广场去吃晚饭。
  广场周围大片大片地堵车,我们只能走出去。只走了大概十分钟,到了另外一个区,感觉就像走入了另一个世界:餐馆、商场、各种店依然开着,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。开罗街头经常能见到的装饰漂亮的观光马车依然悠闲地从身边经过。这时,一个路过的马车夫亲切地朝我们打招呼,问要不要坐马车,完全没有要“革命”的意思。
  吃饭的时候,我问一直守护在我们身边的埃及陪同人员――他大概40岁,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读过书,中文讲得非常好
  对这场运动的态度。他说,人们只是希望埃及有所改变,虽然穆巴拉克在他们的心中一直都是民族英雄。
  
  断网、断手机信号、禁止拍照
  
  从1月28日开始,埃及的网络就被切断了,手机信号也同时没有了。我的一位摄影师朋友在开罗一家通讯社工作,全社只能用一台海事卫星发稿。本来我们还有去埃及南方的行程,但是网络瘫痪、机票订不了,火车站也没有票。
  我只能跟着摄影师朋友出去。他会讲阿拉伯语,对开罗也熟悉,于是游行开始后第二天晚上,我又跟他去解放广场拍照。
  但是第二天的气氛明显跟第一天不同。人群更密集,解放广场周围的建筑物门口都聚集了人群,警察和装甲车变得多了,而街上的照相机和摄影机却少了。很多人阻止我们拍照,还有好心人提醒我把相机藏在包里。
  又是一阵骚乱。
  我们跟着人群跑进了地铁站,然后,朋友马上又把我拉出了站台,他害怕警察为了阻止更多的人群聚集,会把地铁的铁栅栏关闭,这样我们就一夜都出不去了。可跑到地面上,催泪弹的味道又弥漫着,我们忍住剧痛往没人的地方跑。无奈,相机不敢拿出来,天也黑了,我们只能回去。
  后来,有军队的坦克进入开罗,“隆隆”的声音不断。
  紧接着,埃及政府宣布每晚6时到次日早7时为宵禁时间,不许上街。我只能跑到朋友的通讯社。在那里,我还碰到一位当地摄影师。他说自己一直在外面拍照片,还给我看他手上和后背上橡皮子弹留下的红色伤痕。
  我问他害怕吗?他说不害怕,只是一个人在外面拍照片,很担心自己的家人。看新闻说,还有暴徒趁游行的混乱砸了埃及博物馆,虽然没有珍贵的文物被盗,但是他们砸坏了很多东西。
  骚乱发生前,我刚刚去过埃及博物馆,当时真是被震撼了,每一件展品都有三四千年的历史,那个图坦卡门的黄金面罩更是精致极了。我在里面看了整整一天。砸博物馆的人做了肯定会让自己后悔终生的事。
  此时,开罗已经完全瘫痪,很多店铺都被抢劫。我们一直居住在埃及的一个富人区,旁边有一家大型的阿迪达斯运动品商店也被洗劫,一些店铺怕得连忙把商品搬空,要不就用报纸把所有的玻璃都贴起来,让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的商品。
  超市被慌张采购的人挤满,结账的时候排起了长队,许多人都在囤积生活用品。
  咖啡馆的店员跟我说,再过4个小时就要关门。因为周五是他们的礼拜日,大家都要到清真寺去做礼拜,然后就会有更大规模的游行。前一天我去的咖啡馆所在的那条商业街,已经没有几家店开门营业了。
  
  通讯社惊魂
  
  我们住的马蒂区是开罗的富人区,离解放广场大概20分钟的车程,已经算是开罗的郊区。这里基本看不到游行的队伍,还算安静。晚上,看半岛电视台的新闻说马蒂附近的一个监狱发生骚乱,犯人趁乱越狱,还有警察局被砸,枪支武器全都被抢走。开罗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,大家都人心惶惶。
  通讯社的朋友到解放广场去做报道,一行4人刚要进入解放广场就被警察抓了起来。警察把他们带到警察局,但是我朋友灵机一动,塞了些钱给那个警察,然后就被释放了。但是,警察还是扣了一个小数码相机做“留念”。
  在埃及,像警察这样在政府职能部门工作的人工资都非常低,一个月只有七八百埃及镑(1埃及磅约合1.1元人民币),其他收入全都要靠小费和吃拿卡要。
  看到商店被抢、犯人出逃的新闻,我几乎不敢出屋。街上都是拿着棍子和长刀的人,我不敢和街上任何人对视,去超市买完东西就跑回房间。
  我们躲在朋友通讯社的房间里看新闻,突然听到楼下有争吵声,我跑到窗口往下看,一个人正冲着楼顶喊着什么,通讯社所有的男丁都抄起棍子、墩布和锤子等防身工具冲下楼去。我们到楼下的时候那个人已经冲到二楼,门卫翻译说他大喊“如果不开门就要开枪”。
  原来,那个人在外面看到我们的楼顶有个女孩在拍照片,楼顶可以看到金字塔,而且当时的夕阳非常美,没想到被埃及人看到了。那人以为她在偷拍骚乱的场面,就冲上楼来要抢走相机。
  经过一堆人的劝说,不速之客最终只是拿走了储存卡。拍照的女孩吓坏了,站在电梯口半天不知所措。二楼办公室里有个年轻的实习女记者也被吓坏了,从那天开始一直浑身发抖。直到后来到飞机场准备回国的时候,她都在发抖,还不时地哭泣。
  
  国内的专机就要来了!
  
  我们从新闻里看到,土耳其有包机来开罗接本国公民回国了。
  当时,开罗所有的航班都停飞了,飞机场也滞留了大量旅客,因为正值旅游旺季,又实行宵禁,很多旅行团到了开罗连机场都出不去。我的一位土耳其朋友来开罗开会,看到有飞机来就赶快跑到机场,结果顺利回到了土耳其。
  我当时一阵阵心酸:为什么自己国家的飞机还不来?但就在他们走后第二天晚上,我们就听说中国的飞机会来接我们,后来每次回想起来都觉得:我们的税没有白缴,能回到和平稳定的北京简直是太好了!
  前往机场的路上,开罗满大街都是坦克,天上是战斗机,拿着枪的警察和军人满街走。我们在车里听到枪声不断,恍惚中像是北京过年放鞭炮。
  知道国内会派专机来接我们的消息后,我们上午十点多就赶到了机场。虽然后来到凌晨一点才起飞,但是没饿着、没渴着,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给我们送来了盒饭和水。到机场时,看到中国国旗挂在那儿的瞬间,我的眼泪真地快掉下来了。
  这时,我身边有一个意大利人不停地打电话找机票。我问,你的国家没有派飞机来接你们吗?他说,如果要等我们国家 的飞机来接,可能就得死在这儿了。
  此时,虽然已经有了手机信号,但是整个开罗依然不允许拍照,警察看到有人掏出相机就会阻止。很多摄影记者被打,半岛电视台也被查封,我另一个摄影师朋友的相机还被砸烂。而且,我在机场拍照片的时候,也有警察过来阻止,还把我带到了安检的地方。
  我当时吓坏了,因为相机里还有游行和发生混乱时的照片。不幸,照片都被他们看到了。我解释说自己不是记者,为什么要抢我的相机,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。
  其实埃及人都很善良,他们看到我哭就赶紧劝我,给我拿纸巾擦眼泪,还问我喝不喝百事可乐。要知道,当地人对人示好时才会问喝不喝百事可乐呢。然后,我就跟他们聊了起来,问他们对于这场运动的看法,他们对中国的看法。其中一个人说,他们觉得中国现在科技很先进,发展很快,我心里真地很高兴,这些是我之前在欧洲感受不到的。
  
  能回家过年真好
  
  终于到了要回家的时刻。大家按照大使馆统计的名单去换登机牌。工作人员告诉我们,包机是免费的,只要拿中国护照就可以登机了。后来,从埃及回来后,我看到网上有人说埃及包机要交8500元机票钱才可以上飞机,真是觉得可笑,因为直到现在,根本没有人跟我提起要收钱的事。
  我还看到有报道说,某些已经加入其他国家国籍的人抱怨没有坐上中国的包机回国,事实上,他们根本没有及时去机场排队,而是留在酒店里。这样的突发事件埃及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估计也没遇到过,在那种复杂混乱的状况下,能把大家顺利送回中国已经算做得很出色了。
  开始的时候,因为登机先后的问题,有过一些小争执。因为有的游客已经困在机场里三天了。有一位老大爷就跟我说,他在开罗机场住了三天,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,连哪儿有电源插座都知道。
  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登记的时候,突然有人说:“我有糖尿病,已经好几天没吃药了,我得先上飞机!”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马上说:“好,有病的请先过来!”但是话音刚落,就有好几个人嚷嚷着“我也有病”、“我有心脏病”,还有人把脚抬到桌子上给大家看:“看,我的脚都肿了!”
  现场有些混乱,有人早早在大使馆报名,有的却刚到机场,有的已经在机场睡了三天,有的整个旅行团都是老人。
  一开始,换登机牌的速度很慢。这时,一位带队参加埃及书展的先生站了出来,他说自己带队的团有三十多人,他们可以最后上飞机,让所有老人孩子先上飞机。他希望大家都别争抢,都遵守这个原则。
  航空公司的值机人员告诉我,平时两百多人的飞机,要四台电脑同时工作打印登机牌,但是当天只有他一个人,而且全部要手写,大家光排队换登机牌就用了6个小时。
  换好登机牌的时候,我知道肯定能回家了,恨不得插翅飞到登机口。但在过安检的时候,一个埃及警察说我们其中一个人的箱子有东西不能过,然后他就偷偷地用手挠那个人的手心。这种阵势几天里我们已经见识过好几次,就是在要钱的意思,给他10埃镑就顺利通关了。
  全体登上飞机已是当地时间凌晨1点。跟以前坐飞机的感受很不同,机长的讲话也很感人:“接大家回家过年!”我的眼眶又湿了,空姐的服务也无微不至。很快,所有人都很疲惫地睡下了。
  经过10个小时的飞行,北京时间2月1日下午,我们终于到达了首都国际机场。还没下飞机就看到中央电视台的采访车在下面守候,机舱打开的一瞬间,好多相机摄像机在拍,还有鲜花。一位领导简短的慰问讲话后,我们填写了防疫表格,之后就可以回家了。过程简单得让我不敢相信。
  去领行李的路上,还有一位美联社的记者采访我,问我在开罗的见闻和感受,问我坐包机的感受。虽然经历了这么多,但我一时语塞,只说了句“感谢祖国”。其他省市的游客都被各省的代表接走转机,而且都是免费的。想必每个人都会觉得,回家过年真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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